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作为法国“新小说”的推手和午夜出版社社长的热罗姆·兰东,以其独到眼光发掘出让·艾什诺兹等一批新生代作家,并力图促使他们集结在“新新小说”旗帜下,以示对“新小说”前辈革新精神的承续。但显然,在“新新小说”作家们看来,颠覆传统的事已由前辈们完成了,他们要做的,只是各走各的路。就像“新小说”旗手罗伯-格里耶所赞赏的那样:他们既没有重回传统小说的老套路,也没有安于“新小说”前辈们开辟的领地,而是继续拓展新的领域。尽管在谈及让·艾什诺兹时,罗伯-格里耶总喜欢赞赏其1979年出版的处女作《格林威治子午线》,而非那部使他荣膺龚古尔文学奖的《我走了》,以示对其延续早期作品那种不惮成为时代异类的实验精神的期望,但对于小说如何成其所是,又应该走向何处的问题,艾什诺兹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方式。在他看来,即使是那些貌似传统的小说形式里,也仍然存在着很多重新研究和转化创新的可能。

艾什诺兹说过,在我们一出生即交付给了魔术师的帽子里,所有的配料都在那:爱情、死亡、探险、梦想。帽子小而幻觉大。”而在他的文学追求中,他把魔术玩得更加出色,不拘泥于任何文学形式,又能牢牢掌握住文学传统的核心,他的魔术帽子虽小,但人生幻觉却更大更真实。

让·艾什诺兹

在时隔七年之后,法国著名作家让·艾什诺兹又一次来到了中国。他是法国巴黎午夜出版社近三十多年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新新小说”的代表人物,到目前已出版《我走了》(龚古尔文学奖)、《格林威治子午线》、《切罗基》(梅迪西斯文学奖)、《高大的金发女郎》、《拉威尔》、《电光》(白鸽文学奖)等作品。

此次中国之行,艾什诺兹主要是为了出席在广州举办的2017年度“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活动并任嘉宾。当然,在其中国出版人、著名艺术家陈侗的精心安排下,他还分别在上海的梅菲斯特书店和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做了两场读者见面活动。在上海期间,他还应上海作协的邀请在思南文学之家做了一场题为“地理小说”的读书会。


艾什诺兹在广州博尔赫斯书店与读者见面

已经七十岁的艾什诺兹跟七年前相比,多少显得有些发福。据说他现在已很少抽烟。艾什诺兹夫人一路陪伴他左右,与他分享了中国朋友们的热情、不同的城市氛围、各种风景,还有风格各异的美食。

而陈侗则适时推出了5种艾什诺兹小说的中文首版:《电光》《拉威尔》《弹钢琴》《跑》和《14》。其实这套“艾什诺兹作品集”共收录了15种作品,除了以上这5种外,剩下的10种将会陆续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受《深港书评》之托,作家赵松专访了艾什诺兹,对话内容涉及其写作风格以及法国文学现状等话题。在此特别感谢陪同艾什诺兹中国之行的潘文柱先生在翻译上提供的帮助。

我又回到了虚构写作上

Q:离上次我们在新浪网的对话,转眼七年过去了。这七年对于您和您的写作来说,意味着什么,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

让·艾什诺兹:这七年对我来说,对小说有些弃置了,或者说是弃置了纯虚构吧。因为有那么一阵子,我似乎在纯虚构的——当然虚构也从来没有纯粹的——在想象的故事中感到了有所阻滞。七年前,是2010年,我投入到人物小说《电光》中,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人物小说”的计划了。完成了这个“人物小说”的计划后,我又将一些短篇收入在一本集子中,那就是《王后的任性》。实际上在“人物小说”之一的《电光》之后,我又重新回到了想象性,或者说是纯粹想象性的小说形式上来的意愿。对我来说,最近这几年,尤其重要的就是我又回到了虚构写作上。
Q:很多年前您在谈及自己的写作时说过这样的话:“总之,我是从一种渴望出发……”现在呢,这种渴望跟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么?

让·艾什诺兹:我毕竟也是老人家了,这种对写作的渴望可能就会渐渐熄灭。不过,写作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需求,而且我总是能感受到工作中的乐趣。若要说有何变化,那就是现在我要开始写作一部新的小说之前,我会有好几个月时间用来下决定。

Q: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进入新世纪后的这十几年里似乎很少有人谈论小说文体的创新问题了,那么您呢,会关心这样的话题么?或者是不是可以说,这对于您来说从来就不是个问题?

让·艾什诺兹:就我来说,这真的不太算一个问题。在我身边,在法国,时不时地总会有人对小说形式提出质疑。很久以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新小说”这种说法了,那已经是对传统小说形式提出的巨大质疑了;在六七十年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小说概念,同样也是对经典的叙述方式的一种质疑,那是一段先锋和实验的时代。小说总是存在着,它总是有这种抵抗力。这几年,尤其在法国,有一种潮流是背离虚构的,这种潮流就是将真实人物写入小说,这个我自己也那么做了。不过,小说总是定期地遭到流放,它总是遭人质疑,但它也总是能够存活下来。其实我自己也总是会有一种回到想象的欲望。

巴尔扎克并非是需要重读的作家

Q:这次在上海思南文学馆的讲座上,在回答关于描写的问题时,您特别谈到了对巴尔扎克的描写能力的赞赏,并强调即使是今天,他在描写事物方面的方式仍然值得借鉴。但就我所知,在现代派直到“新小说”作家们的眼中,巴尔扎克的重要性似乎远没有福楼拜重要,甚至在您比较喜欢的作家纳博科夫看来,巴尔扎克只是个二流作家。所以我特别想请您再谈谈巴尔扎克。

让·艾什诺兹:首先,我对于巴尔扎克作品的认识并不是特别宽泛,我没有将整个《人间喜剧》读完,而只是读了其中几部小说。不过,巴尔扎克的文体确实并不算是颠覆性的。但在福楼拜身上,对于小说的形式以及形式的完美、文体和行文的音调的追求,都会显得极其重要。在巴尔扎克身上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且我认为他完全不能被视作一个二流的作家,他是发明家,了不起的发明家。比如,我年轻的时候,人们对雨果的小说是极其忽视的,所以我很晚才读到雨果。其实,雨果是超凡的作家,他在叙述和文体上有超出一般的丰富性。同样的,在巴尔扎克身上能看到他的时代性,他是一位时代的画家,这点非常让人震惊。但他的风格则比较少地体现在语言层面上,而主要是体现在对于当时风俗习惯的描绘上。我总是很有兴致地阅读巴尔扎克,但他并不是必不可少的需要重读的作家,像雨果和福楼拜也同样如此。

Q:每次提到前辈作家罗伯-格里耶时,您似乎都是既给予尊重,同时也是敬而远之的感觉。我知道当年罗伯-格里耶在谈及“新新小说”家时,特别赞赏您的处女作《格林威治子午线》中所表现出来的文体实验精神和非凡成就,而对您的其它作品却显然有意回避了。在我看来,这里面有着小说观上的明显分歧,您怎么看?

让·艾什诺兹:总而言之,罗伯-格里耶声称,他从来没有读过巴尔扎克的作品,或者对其作品表示鄙视,对巴尔扎克的主人公、情节的那一套提出质疑。罗伯-格里耶认为自己颠覆了所有这些东西,但我认为他其实没有颠覆什么。

在我年轻的时候,他是我心中一位重要的作家,因为,拿《橡皮》来说,那是对物品的另一种写作方式,就好像米歇尔·布托对于时间的不同写作方式一样。这些作家发现了、发展了我们对于物品的兴趣,就像对人物那样。不过,我后来所写的小说确实没有让他保持持续的兴致,因为我还是比较依附传统,而罗伯-格里耶则自认为已将小说的写作传统都抛弃了。

法国文坛总有一股沸腾的现象

Q:时隔多年之后,热罗姆·兰东、罗伯-格里耶都已不在了,那么从您今天的角度来看,兰东先生对于“新小说”的那种执著推动,以及罗伯-格里耶先生通过激烈论战方式所引发的更为广泛的对“新小说”现象的关注,这样的事情还有其必要性么?

让·艾什诺兹:我不觉得人们还能重建像以“新小说”为中心那样的写作运动。毕竟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人为打造的。因为“新小说”的这些人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作家,不过他们又都由兰东,或者说罗伯-格里耶推到台前的,罗伯-格里耶和兰东都算是广告专家,或者是广告人。有段时间,兰东尝试着将包括我在内的作家重新打造为一个群体,在这些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凝聚力,但这种事情不能有第二回。总而言之,在我看来,在法国文坛,总是有运动,有流派,或者宣言等等,而且,在好几十年来,写作群体比以前更加难以实现了,已经没有那么多流派,更多的只是少数独自干活的人。就算依然存在有意气相投的作家,但已经没了这种联盟性的运动了,就好像超现实主义,或象征主义,哪怕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TEL QUEL群体现象,到现在也难以存在了,组团的冲动是在一点点熄灭的。

Q:您现在会关注当下法国作家的写作么?尤其是年轻的作家,您会推荐给中国读者哪些新生代人物?您又如何评价这个时代法国的文学状态?

让·艾什诺兹:说起年轻作家,在午夜出版社这边,我非常喜爱唐吉·维艾尔(Tanguy Viel)的作品,还有伊夫·哈维(Yves Ravey);在别的出版人那边,有一位年轻作家正在获得巨大的成功,他是埃里克·于里亚(Eric Vuillard),他获得了今年的龚古尔奖,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作家。还有现在不那么受到人们关注的作家,名叫奥利维埃·卡迪欧(Olivier Cadiot),他在P.O.L.出版社。我总是窥伺着年轻人做的东西,不过在法国文坛总有一股沸腾的现象,我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读到。

我喜爱自己的每一本小说

Q:我记得上次对话时,您曾谈到您的工作方式,就是完成一部小说初稿之后,并不是在这个稿子上进行修改,而是丢开它,再重新写一稿,如果还不满意,那就再丢开这一稿,重新又写一稿,直到满意为止。您现在还是这样的工作方式么?

让·艾什诺兹:我工作的方式没有改变,既使在电脑上工作也同样如此,还是要全部重来,因为如果在屏幕上做修改的话,这个事情的进展就不是那样了,所以就是要重新再来。其实当我写作第二稿的时候会更快一些,难就难在最开始的那一稿。

Q:到目前为止,如果要您在已出版的所有小说中选出两三本作为代表作,您会选哪些?

让·艾什诺兹:一本会是《高大的金发女郎》,也会有《拉威尔》。其实这种选择挺难的,因为我喜爱自己的每一本小说,可我又偏爱《高大的金发女郎》,不过《拉威尔》是另一个我想要寻找的维度。
Q:另外,我发现在您的介绍中有提到,您在1995年曾接受弗雷德里克·波耶的邀请参加《圣经》新译本的集体翻译工作,想请您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当时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接受的呢?

让·艾什诺兹:让我接受这个邀请的,正是这个计划的古怪。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未曾体验过的事情,以及我的好奇,还有这个计划的庞大。让我继续下去的是这个计划本身能让人激奋起来,所以到最后我翻译出了很多的内容。这项工作一般由两个人一起合作完成,而我总会和一位《圣经》专家合作。我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这项计划会每隔十五年或二十年就会重来一次。

Q:这次您的中国出版人陈侗先生推出了您的一系列15本作品,进一步拓展了他坚持了二十几年的“午夜文丛”出版计划的版图,在很大程度上,这项事业基本上是靠陈侗以其作为艺术家所获得的收益来支撑着,您是如何看这件事?

让·艾什诺兹:我对这个怎么看,我只能说,我对此满怀钦佩。因为,陈侗的出版人工作是冒险性的,非常大胆,却又非常让我安心。对我们来说,有这么一位出版人是非常幸福的事。

Q:现在的欧洲,尤其是法国,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您会关注这些么?如何看?对于未来的世界,您会持什么样的看法?

J.E:我没有任何乐观态度,因为我感觉到,欧盟这个不错的想法正在到处破损和受到侵蚀,极右主义似乎到处涌现,还有民族主义的冲动,这些反对欧盟的东西,总之,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事情,在欧洲,乃至在世界范围,都没有将我推向乐观主义。

作者:赵松(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