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1996年到1999年的时候,我迷过一段时间的集邮。每年过完新年,去邮局买一本当年的纪念邮票,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怎么停下来的也不记得了。后来再用邮票,是因为写信,和好友TD持续了十年的通信,到也没有特别去搜集好看的邮票,就是邮局里最常见的,如果邮局买的时候有选择,那就再挑一挑。

这些邮票,如果在之前的十几年中有寄过信,大概或多或少都会有印象,特别是中国鸟的那副,拆分版是在邮局最常见的一种。


T.162《杜鹃花》,全套10枚加小型张1枚。邮票图案采用中国花鸟画的折枝形式构图,以墨线勾勒,用固有色敷彩,并以适度的明暗对比和色彩变化相辅,既具有工笔画的淡雅风采,又显得斑斓多姿,生意盎然。这是曾孝濂第一次“涉邮”,就被评为1991年最佳邮票。

1996-7《苏铁》,全套4枚。将不同品种的苏铁安排在各自的生态环境中,特写与背景形成有机的整体,像一幅幅清新淡雅的风景画,给人回归自然的感觉。

2008年2月28日 2008-4 曾孝濂绘《中国鸟》获得第十三届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最佳连票奖,这是中国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获得该项奖项,填补了国际大奖的一项空白

这些经历在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映射,我从没想过。而采访最迷人之处,就是它不时会和之前的经历相照应。当我准备为深圳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做专题,要采访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时,我还没想到,我要采访的,就是二十年前收集的邮票的作者。

一个我以为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原来早就以这样的形式参与自己的记忆和经历,当时我的,惊讶于这样一种联系。而这也是今年所有采访中,我最想让更多人知道的,关于植物科学画这个看似小众领域的人和事。


曾孝濂 《云南百花图》

曾孝濂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家。美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云南美术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科技图书插图工作,已发表的插图有2000余幅。四十余年的科研和艺术生涯,参与完成多项科学研究项目,先后为五十余部科学著作画插图。最新著作《云南花鸟》。

你一定见过的植物科学画

今年78岁的曾孝濂先生是中国第三代植物科学画家。提起中国的植物科学画,曾孝濂先生说,“客观地说它在绘画中算生物类的插画,过去在美术界很少有人参与,他们觉得这个很局限,很枯燥,好像有能耐的画家都不愿意做”。但实际上,这个工作有着悠久的传承,从十七、十八世纪的博物画一直延续到现在,达尔文开创的现代植物学诞生以后,博物画分出的一个分支就是植物科学画。

这个工作,与其说在美术界很受重视,还不如说在科学界更受重视。

植物科学画相当于植物的“身份证”,这种专业形象的手法表述,比文字更确切准确,好的植物画与发表新物种的模式标本有同等的重要。在植物学界,植物科学画的重要性是公认的,“在美术界他们不知道,但让美术家来画他又画不了,它是一个美术跟科学之间比较小的一个分支。”

但其实,曾孝濂早就让这个“小分支”为大众熟悉。你也许不知道曾孝濂的名字,但一定用过他画的邮票。从1991年开始,他先后设计了九套邮票,其中1991年的《杜鹃花》,1992年的《杉树》,2000年的《君子兰》,2003年的《百合花》都被评为当年度全国最佳邮票。而最出名的《中国鸟》获得第十三届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最佳连票奖,这是中国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获得该项奖项,填补了国际大奖的一项空白。


2000-24《君子兰》,全套4枚(小全张由王虎鸣在邮票基础上设计)。为了设计好这套邮票,曾孝濂专门到了北方城市长春,选取我国培育的4种君子兰精品为原型,采用平稳的构图、饱和的色彩和写实的手法,以表现红者烂漫,白者淡雅,有条纹者醒目,低垂者含蓄等特点,又用绿色叶片和灰绿色的背景,

2000-24《君子兰》,全套4枚

2003-4《百合花》,全套4枚加小型张1枚(与杨建昆合作),小型张由曾孝濂作画,王虎鸣设计。这套邮票分别选取红、黄、粉、白4种颜色的百合花,在遵循自然规律、忠于物种自然面貌的前提下,将百合花适度简化处理,恬淡雅致,并以绿叶相衬,画面注意明暗对比,使得花儿明亮微暖,似有光线透入。

这些邮票上植物画,都是植物科学画。曾孝濂在邮票收藏者中相当出名,他们这样评价曾孝濂画的邮票:“他设计的动植物邮票,都是采风后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没有一件是在电脑上捣鼓出来的,正因如此,他设计的邮票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东方绘画特有的神韵。”

这种对植物科学画艺术性的审美,在西方其实早已流行。曾孝濂先生向我介绍:现在很多美国白领家庭会把19世纪植物学杂志的复制图挂在家里,包括花的器官,解剖图等等。19世纪的植物学杂志都不是印刷的,而是实印之后手工着色,由造型能力很强的水彩画家在墨线轮廓上染,图出来都非常精美,挂在家里很有格调。

“国外有一种倾向,对很淳朴的、贴近自然的东西他们很喜欢。”曾孝濂先生说他在美国走访时问过他们为什么挂这些图,“他们说这个好,很清新,很贴近自然。”


18世纪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古典博物画

18世纪《植物学杂志》中的博物画, 1787年2月1日由威廉·柯蒂斯发起创刊

来自德国纽伦堡的药剂师兼植物学家的传奇之作《艾西施泰特植物园》(Hortus Eystettensis)。这部內容丰富的著作最初刊于1613年,包含了367个Besler (1561年生,1629年歿) 以铜版雕刻的图版

四十二年的树碑立志


曾孝濂为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画展画的新画作

但在中国,像曾孝濂这样,画作为大众所知的植物科学画家其实并不多。

虽然植物科学画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但是数码电子技术的发展,的确使得它不再那么重要。中国植物科学画的鼎盛时期是在《中国植物志》编撰时期,全国三百多个植物分类学家,一百六十多个画师,全部集中来完成这项工作,而《中国植物志》一完成,就进入了低谷。据说如今从事这个职业的已不到10人。

曾孝濂就是为《中国植物志》花费了大半生的画师中的一个。这个大的系统工程用了42年的时间,“前前后后不是一个人,是一代人二代人,为了完成植物志,都在默默无闻地做工作,特别是我们画画的,没有名,没有利,甚至于最后拿成果没有我们的名字。但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出于热爱,我们喜欢这份工作。”


《中国植物志》的系统工程用了42年的时间

老先生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标本是蜡叶标本,有的比我的年龄还大,但我在画的时候就想把它画活,去野外、植物园找很多参考,到图书馆去翻很多书。当我潜心观察,画写真时我就好像能倾听到它的喃喃细语,把它诉说的画出来,我就觉得一点都不辛苦,就这样一张一张为植物志树碑立传。”


曾孝濂在上世纪80年代时绘制的植物科学画

“这个过程,经历很多很多年,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他们这一辈人,最大的遗憾就是80%都在赶任务,没有时间去揣摩。曾孝濂说,“我能有今天的这点能耐,应该说是昆明植物所宽松的环境造就的。”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当时的老领导蔡希陶很开明,“我就给我们领导说,你还是应该让我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们想把这个画得更好。”

对于他来说,画植物科学画最大的困难不是翻山越岭,不是跋山涉水,而是没有时间。

当时各个单位要求不一样:有的就是要你快,因为有的老年人时间不多了,就不要求画得好,而是只要求画得准确。有的单位用透明的硫酸纸放在标本上用铅笔把轮廓描下来,然后拿下来一上墨线,很准确。但花要解剖,花不能这样画,花压干了都变形,花要用酒精灯,开水煮开,然后恢复原状,“恢复原状就是很不容易的事,不可能像活的植物一样,你就要查资料,去画写生,这都是时间。”

在植物园工作几十年间,曾孝濂看到很多自己特别兴奋的景观,一些特有的植物花卉,“但是它不是我植物志的内容,那只有等我退休了再画。”


曾孝濂为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画展画的新画作

植物科学画的最高境界

从上世纪90年代曾孝濂退休后开始,他的时间比没退休时还紧张,“我要抢时间,把我想画的景观、树、生态环境要补出来,还有鸟类,我们到西双版纳每天天亮时听见上百种鸟叫,不知道是哪种鸟,看它怎么做窝,怎么跟蛇打架……这些在工作时你没时间画,所以我一辈子都在跟时间争分夺秒。”


曾孝濂绘《百鸟图》

在这次画展之前,曾孝濂老先生已经有十几年没画植物科学画了。

“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把我叫来,我们这一辈人活着能画的,可能除了我也找不出几个来。我现在78岁,你要能像年轻时那样画得很准确很细,大部分老的都画不了,我还能画,所以义不容辞我就来了。”老先生眼里有光,“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牺牲我最舍不得的时间,这次会开完了,我就谢幕了。”

这位画了一辈子的老先生,却依然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 “我认为植物科学画最高的境界是——你要还原它的生命。客观的说我的东西活一点,但没有达到我的期望:站在那儿它就迸发出一种生命的力量。”


曾孝濂老师说,植物科学画最高的境界是站在那儿它就迸发出一种生命的力量。老先生谦虚地认为自己还没达到

这种境界,他见过有年轻人的绘画水平可以达到。“这个年轻人我跟她说你一定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画这个,拿出最好的作品。”那是辽宁鲁艺学院毕业的一个女画家,写实能力非常好,她最好的一幅画画了半年,老先生曾希望她成为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但是她让我失望。最近打电话,她没画,忙着商业绘画,开画廊,一张画卖四万块,”他叹了口气,“没办法,人家要生活,人家要过日子。”

但老先生仍然对年轻人充满希望。他观察到,现在涌现了很多年轻的业余的爱好者, “他们将之作为一种和自然的沟通,一种感性的爱好,用文字形象去记录某一种自然现象。比如同一棵树不同季节的样子,有的人水平高一点,就去画它最美的时候,开花结果的时候,这就是向过去博物画的一种回归。”就像达尔文的探险时代,到新大陆发现新物种时的记录,它不是很严格的植物画,而是对生物的一种观察,这就是博物学的初衷。

这让我想起曾孝濂先生在自己的《百花图》出版时写过的一段话:“我不期盼人人都喜欢这些画,但愿看画的人能关爱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它们和人类一样应该拥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力。”这种对物种最自然最原始的关爱,大概就是他为之付出一辈子努力的初衷。


曾孝濂自然写生精华,集在了新书《云南花鸟》中。是读库出的,采访时曾老听到我是做杂志的,问我:你知不知道张立宪啊。我说,当然知道。他说:他找到我,把我的画出了一本书。杂志登出来的时候新书封面还没出来,很遗憾没有放上,现在已经上架销售了。在这里补上这个遗憾。书中的图非常精美。

《云南花鸟》共两卷

曾孝濂《云南花鸟》之《云南花》卷

蓝孔雀,分布于印度和斯里兰卡,世界各国广为饲养繁殖。出自曾孝濂《云南花鸟》之《云南鸟》卷

红脚鹬,冬候鸟,云南仅见于滇南。出自曾孝濂《云南花鸟》之《云南鸟》卷

(本文刊发于《书都》2017年5月刊)

Q&A

书都:植物科学画和一般绘画有什么区别?

曾孝濂:科学和艺术是有区别的,因为科学的本质特征是抽象,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形象,思维方式也不一样,但是科学并不排除艺术,艺术也不排除科学,植物科学画要求与艺术融为一体,要美。它们在表术植物科学一些重要的、用文字的词汇很难表达信息时,用很这样简洁的专业形象的手法表述,比文字更确切准确。

书都:您之前说过,“我不期盼人人都喜欢这些画,但愿看画的人能关爱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它们和人类一样应该拥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力。”这一直是您工作以来的愿望吧?

曾孝濂:我说这话时是上世纪90年代,我已经退休了。我曾经在北京动物园住了八个月,我也跑过西双版纳,滇西北,内蒙古很多地方,我除了画植物画以外看到很多景观,很多鸟,我就想有时间了我要来画,退休之后我果然有时间了,就画了100种鸟,画了100种花,《百鸟图》出版时我就说了这句话,初衷是让更多人了解在我们国土上的生灵。

书都:据说您的画稿从来不借助电脑手段,都是采风后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画《绿绒蒿》这套邮票时甚至登临4700米的雪线,采集标本。您如何看待现代电脑作画的技术手段?

曾孝濂:现在美国人画植物画就是借助电脑,这是可以的,颜色画得很匀,色彩很饱和,画面没有瑕疵,这都是好的,作为植物科学画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效率很高的办法。但是它就丢掉一些东西,植物科学画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只要正确就好。我认为植物科学画最高的境界是你要还原它的生命,站在你的画面前,应该投射出一种勃勃的生命力,我对我的作品并不满意,我希望我们年轻人在这条路上继续走。


2004-18《绿绒蒿》,全套4枚(与许彦博合作)。为了设计好《百合花》和《绿绒蒿》邮票,曾孝濂和许彦博、杨建昆等人爬上了海拔3000 -4000米的高山,甚至登临4700米的雪线,采集标本,收集资料,虽然步履沉重,呼吸困难,仍然坚持工作。

书都:这次大会的植物科学画展也是发掘年轻人的一个平台,您对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曾孝濂:这次会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和平台,让我们年轻的爱好者、专业人员,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有个别的、现在也是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画者,他们以抄图为生。我要借这个机会告诉这些爱好者:不要抄别人的,要从大自然里面来。如果画照片是可以的,但是要画自己的照片。如果要画别人的照片,要经过别人的同意。不能到处去抄,那是不好的,不仅是对自己不尊重,也是违反职业道德、甚至是违反著作权法的。我们这条路非常幸福,也非常艰辛,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去走有很多规则。要画画,也要做人——就是这次会议我们希望传达给年轻人的信息。

后记:采访曾孝濂老师,是植物会大会筹备阶段他来深圳出差时,行程非常紧,但他还是在最后一天上飞机前,提前到机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78岁的老人,没有带助理,自己带着行李行动非常利落。一问却才知道,这次来深圳之前刚出院。他是上一代的知识分子,提到一些专有名词,英文流利,对现实世界并不脱离。采访结束后,他坚持不要我送,自己推着行李车熟练地找到安检老人通道,笑着对我说自己常这样“倚老卖老”,这个年纪出门还很便利。对他来说,现在最缺的是时间,他却愿意为这次大会牺牲他最舍不得的时间。我希望他能有很多很多时间,足够画完所有他想要的画。

上一周时,我去了19届深圳植物学大会的画展现场,看到了曾孝濂老师画作的实物。


最后找了一下曾老师说的外国古典博物画,印出来挂在家里也非常精美。

《艾西施泰特植物园》

《艾西施泰特植物园》(Hortus Eystettensis)是来自德国纽伦堡的药剂师兼植物学家的传奇之作。杰明根主教在德国艾西施泰特有一个宏伟的花园,而这部巨著以插画记录了所有在那花园里的的花种。这部內容丰富的著作最初刊于1613年,包含了367个Besler (1561年生,1629年歿) 以铜版雕刻的图版,而他一丝不苟的插图按四季排列。《艾西施泰特植物园》依据了现時还适用的植物分類系統,展示出共90 科340属的植物。今時今日,這部图鉴被广泛视为植物著作中至今最辉煌的成就之一。而这部作品的初版卖价超过50万美元,足见其珍贵价值。

《艾西施泰特植物园》(Hortus Eystettensis)

柯蒂斯植物学杂志

植物学杂志(The Botanical Magazine);或称《花园博览》(Flower-Garden Displayed), 是一本创办于1787年的插图类杂志,是目前出版时间最为悠久的植物学杂志,被普遍称作《柯蒂斯植物学杂志》. 1787年2月1日由威廉·柯蒂斯发起创刊。在邱园工作多年的柯蒂斯是一名药剂师、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
杂志最初13卷的插画采用铜版画,由30人手工着色而成。3000份的发行量,每份需使用三个制铅版,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需求的增加,导致在制作过程中无法保证图片质量。随后,杂志逐渐开始采用机器着色,该杂志被认为是早期植物插图领域最为重要的杂志。

《柯蒂斯植物学杂志》 (The Botanical Magazine)

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

Pierre-Joseph Redouté,1759年7月10日生于比利时圣胡伯特是一位比利时画家和植物学家,以玫瑰、百合及石竹类花卉等绘画闻名于世,并被誉为“花之拉斐尔”。曾为著名的启蒙主义者让-雅克·卢梭的《植物》一书作了65幅精美的植物插图。他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的专职画师,为约瑟芬的梅尔梅森城堡花园工作。在这里,他与许多当时最杰出的植物学家合作。这期间,他出版了最著名的几本专著《百合》、《玫瑰图谱》等。
雷杜德毕生创作植物绘本逾2100幅,涵盖1800余种不同的品种,大部分在雷杜德之前均未曾以绘画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

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博物画

这种对植物与自然原始的好奇与向往,至今仍在吸引着我们。也许做不到如梭罗那般“大自然的挚爱者”,但它们在这个时代引导着一种审美的回归。

扩展阅读:曾孝濂百度百科  作者:简洁(来自豆瓣)